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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副部長詹成付:中國“五年規劃”的力量

2020-10-10 10:18   《黨建研究》2020年第10期 投搞 打印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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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以來,從1953年到2020年,我國共實施了13個五年計劃或規劃,一個又一個五年,見證了中國現代化的風雨歷程,“五年規劃”以其神奇的力量,帶給中國和世界越來越多的驚喜,詮釋着中國製度和中國之治獨特而巨大的魅力。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編制和實施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要方式。新中國成立以來,從1953年到2020年,我國共實施了13個五年計劃或規劃,一個又一個五年,見證了中國現代化的風雨歷程,“五年規劃”以其神奇的力量,帶給中國和世界越來越多的驚喜,詮釋着中國製度和中國之治獨特而巨大的魅力。

“五年規劃”的制定和實施是黨和國家治理能力卓越的綜合體現

“五年規劃”是一定時期內國家發展目標的設定和相應的政策導向,體現了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結合,具有促進發展目標實現、彌補市場失靈、有效配置公共資源、推動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巨大功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規劃科學是最大的效益,規劃失誤是最大的浪費,規劃折騰是最大的忌諱。”在我國發展之路上,制定和實施好“五年規劃”至關重要。比如,我國“九五”計劃聚焦推動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十五”計劃強調把發展作為主題、把結構調整作為主線,“十一五”規劃突出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十二五”規劃強調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十三五”規劃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這些定位科學、思路清晰、舉措有力的計劃或規劃,對我國各個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都發揮了重要導向作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有今天這樣良好的局面,“五年規劃”編制科學及其實施有力功不可沒。

一些外國人士驚訝,為什麼中國共產黨善於制定“五年規劃”,總能形成對發展方位的準確判斷,總能在時代的激流中開闢出屬於自己的航道?這是因為,我國“五年規劃”的制定,有一個科學體系。在這個體系中,黨中央研究制定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建議,居於統領地位,具有極強的前瞻性、戰略性、指導性。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提出“五年規劃”建議是黨的權力和責任。黨中央制定新的“五年規劃”建議,一般是在實施中的“五年規劃”收官之年進行的。從媒體公開報道來看,“五年規劃”建議文稿形成,一般要歷時數月之久,其間要廣泛聽取各地區各部門的意見建議,聽取專家學者智庫的意見建議,聽取基層黨代表的意見建議。總書記還要當面聽取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主要負責人和無黨派代表人士的意見建議,與大家共商國是。正是在廣泛發揚民主、最大程度凝聚共識的過程中,規劃建議文稿逐漸形成了對未來五年經濟社會發展內外環境的精準分析預判,形成了對未來五年發展思路、主要目標、優先領域、重點任務的科學安排。

“五年規劃”建議文稿形成過程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還要多次開會進行專題研究;規劃建議文稿基本成熟後才由中央政治局提請中央全會再次集中討論審議,中央全會期間還會有不少真知灼見被吸收到文件稿裏,中央全會討論通過後,“五年規劃”建議方能成為指導國家和地方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綱要、專項規劃的綱領性文獻。根據黨中央“五年規劃”建議,國務院組織編制未來五年國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綱要,經國務院常務會議和國務院全體會議討論通過後,提請全國人大會議審議,從而把黨的建議和政府的主張固定成國家的意志。國家有關部門,省、市、縣根據黨中央“五年規劃”建議和全國人大會議審議通過的國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綱要,組織編制區域規劃、專項規劃,以及本行政區域的總體規劃和專項規劃,並由相關機關審議或審批。至此,全國從上到下形成了一個定位準確、邊界清晰、功能互補、統一銜接的國家規劃體系。可以説,這是一個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的過程。

中國共產黨既是戰略發展的規劃師,也是具體的執行者,堅強的政治領導是中國砥礪前行的火車頭。從我們黨的歷史看,從黨的一大到黨的十九大,某種角度講也是我們黨科學制定各個階段奮鬥目標,並狠抓落實、奮力實現目標的歷史;從政府工作來説,從“一五”計劃到“十三五”規劃,就是按照黨的主張和人民意願來制定一個又一個五年計劃或規劃的過程,就是通過一個又一個五年計劃或規劃來體現黨的主張和人民意願的過程。迄今為止,世界上還沒有哪個政黨能夠像中國共產黨這樣,還沒有哪個國家政府能夠像中國政府這樣,如此科學地制定每一個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的奮鬥目標,並團結億萬人民羣眾一起奮鬥,在世界現代化的進程中形成了一道靚麗而獨特的中國風景線。

“五年規劃”是量度中國步伐的里程碑和記錄中國夢想的重要載體

中國共產黨善於將崇高社會理想和階段性奮鬥目標相結合,並不懈奮鬥一步步不斷實現目標。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就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開幕詞中號召,準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現在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改革開放之初,我們黨設計了用70多年、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藍圖。40多年來,我們黨咬定青山不放鬆,風雨無阻地朝着這個大目標前進,並即將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黨的十九大對我國發展提出了更高的奮鬥目標,形成了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基本實現現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安排,發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最強音。

在實現我們黨的宏偉藍圖的歷史進程中,“五年規劃”是極其重要的途徑和抓手。其重要意義就在於,可以根據每個具體的歷史階段所面臨的國內外環境,在錨定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宏偉目標的基礎上,堅持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相統一、面向國內和全球視野相統籌、全面規劃和突出重點相協調、戰略性和操作性相結合,順應人民期待和時代要求,研究具體階段的發展目標,並明確優先領域、重點任務,從而把黨的宏偉藍圖一步一步地轉化為操作行動,轉化為人民羣眾看得見、摸得着、感受得到的現實。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先後編制和實施的8個五年計劃或規劃,每一個實施都為實現黨的宏偉目標奠定了基礎,都使我們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越來越近。單從經濟總量來看,“六五”之初的1981年是4930多億元,而“六五”之末的1985年已達9000多億元;“七五”之初的1986年是1萬多億元,而“七五”之末的1990年已達1.8萬多億元;“八五”之初的1991年是2.2萬多億元,而“八五”之末的1995年已達6萬多億元;“九五”之初的1996年是7萬多億元,而“九五”之末的2000年已達近10萬億元;“十五”之初的2001年是11萬億元,而“十五”之末的2005年已達18萬多億元;“十一五”之初的2006年是21萬多億元,而“十一五”之末的2010年已達41萬多億元;“十二五”之初的2011年是48萬多億元,而“十二五”之末的2015年已達68萬多億元;“十三五”之初的2016年是74萬多億元,而“十三五”之末的2020年預計突破100萬億元。

在我國經濟總量不斷增大的一系列數字背後,是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文化軟實力、國際影響力的全面大幅度提升,是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的普遍提高,是我們黨奮鬥目標的不斷實現和對人民承諾的不斷兑現。通過“六五”“七五”時期的奮鬥,到1990年,我們黨實現了基本解決人民羣眾温飽問題的目標;在此基礎上,通過“八五”“九五”時期的奮鬥,到2000年,我們黨實現了讓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的奮鬥目標;在此基礎上,通過“十五”到“十三五”時期的奮鬥,到2020年底,我們黨即將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並開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如果説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先後提出的“兩步走”“三步走”“新三步走”等戰略部署和黨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戰略安排是長遠性部署的話,那麼,“五年規劃”就是階段性部署,一個又一個“五年規劃”連接過去、現在和未來,形成了一個個量度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步伐的里程碑,忠實地記錄着實現中國夢想的進程。

“中國為什麼行”的深刻揭示

有國外學者感嘆道:當中國為了下一代而制定規劃的時候,西方國家的一切計劃卻都是為了下一次選舉。法國前總理德維爾潘曾説:“中國所具有的集中力量和長期奮鬥的決心是西方國家所缺乏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為什麼能夠一茬接着一茬幹、一棒接着一棒跑、一張藍圖幹到底?原因或許很多,歸根結底主要有兩條。

一條是,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先進性。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以人民為中心是黨的政治立場和價值導向,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是黨和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據。除了人民的利益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黨內不允許存在幫派、“山頭”、小圈子。在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們黨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價,不論是百歲老人,還是剛出生的嬰兒,一個都不拋棄、不放棄,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終為人民生命健康着想的先進性。反觀當今世界經濟和科技實力最強的美國,在疫情暴發後,該國的政黨和政客並不把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作為首要任務,以致美國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價。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除了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不謀私利才能謀根本、謀大利,才能從黨的性質和根本宗旨出發,從人民根本利益出發,檢視自己;才能不掩飾缺點、不迴避問題、不文過飾非,有缺點克服缺點,有問題解決問題,有錯誤承認並糾正錯誤。中國共產黨是擁有9100多萬名黨員、460多萬個基層組織、團結統一併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巨大資源和優勢,而植入中國共產黨黨員幹部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血脈之中的為人民服務宗旨和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立場,保證了中國戰略規劃的穩定性和執行政策的連續性。

另一條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制度的顯著優勢。與西方政黨大多隻考慮任期內的事、很少從長遠去謀劃不同,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黨的領導作用體現為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同向發力,體現為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大事,體現為戰略規劃、科學決策、有效治理和執行能力等。比如,脱貧攻堅一直是我們黨的長期任務,一任接着一任幹。改革開放以來,先後制定和實施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1993—2000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黨的十八大以來更是力度空前,五級書記抓扶貧、全黨動員促攻堅,25.5萬個駐村工作隊,290多萬名第一書記、駐村幹部,組成不拔窮根絕不撤退的突擊隊,全國上下共同書寫了人類減貧史上感天動地的輝煌篇章,使農村貧困人口從2012年底的9899萬減少到2019年底的551萬,連續7年每年減貧1000萬人口以上,貧困發生率由10.2%降至0.6%。目前全國上下正在一鼓作氣、加大對剩餘貧困人口的攻堅力度,全面實現農村貧困人口脱貧、貧困縣全部摘帽、區域性整體貧困解決的目標指日可待、勝利在望。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廣大黨員幹部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自覺處理好當前與長遠、局部與全局、現任與前後任等一系列關係,堅守“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情懷,多做為後人作鋪墊、打基礎、利長遠的好事,集小勝為大勝,久久為功。特別是在重大挑戰面前,中國絕不會出現政黨之間“拳擊賽”、“對抗賽”、互相否定、互相拆台的情況,而是在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堅持以人民根本利益為導向,各地區各部門各方面協同作戰,萬眾一心齊奮進、越是艱難越向前,顯示出強大的攻堅克難能力。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通過一個又一個“五年規劃”,我國走出了一條不同於西方模式的現代化建設道路。

風雨多經人不老,關山初度路猶長。從2021年到本世紀中葉還有30年時間,按照黨的十九大的戰略部署,前15年,我們的奮鬥目標是基本實現現代化;後15年,我們要向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衝刺並最終建成。30年需要6個“五年規劃”,其中每一個“五年規劃”都將引領我們繼續爬大坡、攀高峯。2021年至2025年是我國的“十四五”時期,這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之後,乘勢而上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而奮鬥的第一個五年。審視世情國情,發展環境更趨嚴峻複雜、面臨挑戰前所未有,亟待我們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積極促變,努力在危機中育新機、於變局中開新局。中國共產黨是敢於鬥爭、善於鬥爭、勇於勝利的偉大政黨,我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十四五”規劃一定能夠釋放更大力量,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開好局、起好步,引領中國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者為民政部黨組成員、副部長)

來源:《黨建研究》202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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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責編:段冬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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